[14]实质加形式说目前已成为刑法的一般通说，这也意味着，妨害公务罪所针对的职务行为应当是适法的，但对适法性要件，刑法却做相对宽松而非严格的解释
数据权利是一个演化的过程，没有绝对的权利类型之分，已有的理论模型限制了数据权利的发展空间。平等的关切是政治社会至上的美德，没有这种美德的政府，就不是善治的政府。
宪法审查机关将《宪法》中的三个条款均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根据，既有抽象的原则性条款，又有具体的权利性条款。公民对个人数据的自由控制是人的目的主体性表征，是个人数据权利的基石。其中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客体包括广泛的个人信息，义务主体是特定的信息控制者与处理者，权利属性具有新兴权利面向。在数据权利束中，个人的数据权利是整束权利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在宪法上确认基于数字技术发展溢出的新兴数据权利要素。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隐私边界或者个人数据保护范围随着技术的进步而日益被削弱，即公民生活的私人空间和人格自由发展都被逐渐侵蚀。那么权利关系就可以不受固有权利结构的束缚，而是基于社会生活关系的变化，使灵活性的权利配置成为可能。[38]地方立法只有在不违背中央立法的立法目的时，才可以对中央立法进行补充。
[25]参见陈思融：《论行政处罚对象的法定化》，载《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地方立法补充规定行为主体，还存在另一种情形，即中央立法对一定规模或者基准的行为主体作了规定，地方立法对未达到中央立法规制规模或者基准的行为主体进行补充规定。制造、销售、使用与维修、随船携带是具有逻辑联系的各个环节。中央立法对法律行为发生的情景条件作了规定，地方立法可能会补充规定其他情景条件。
1954年至2000年间，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作出立法解释仅有20件左右。摘要: 新修改的我国《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3款首次明确肯定了地方补充性立法的法律地位，标志着国家立法机关对待行政处罚领域地方补充性立法态度的正式转变。
在过去，虽然我国《行政处罚法》对地方立法权限施加了严格限制，但地方立法主体在强烈立法需求的促动下，一方面不断呼吁我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放松对地方立法权限的限制，另一方面不断进行尝试，根据实际需要设定行政处罚。[1]部分研究成果侧重于廓清现有制度框架下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处罚的权力边界。例如，2017年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10条规定，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街道的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和窗外，不得堆放、吊挂有碍市容的物品。补充性立法合法与否，需要按步骤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概言之，主要存在领域说事项说行为说等三种不同主张。此时地方进行补充立法便有着充足理由。[26]该办法第53条对此设定了行政处罚，未取得人工繁育许可证繁育前述对象的，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罚款（案例二）。某自治区在制定禁毒条例的过程中，拟对娱乐场所经营单位及个人不履行禁毒责任，在娱乐场所内发生吸食、注射或者贩卖毒品等情形设置行政处罚。
2017年《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第29条第2款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染色、毁形等措施对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予以销毁，或者进行无害化处理。[22]参见宋方青等：《我国地方立法权配置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84-87页。
我国《行政处罚法》的这一规定，在规范层面完善了行政处罚领域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关系的结构。我国《立法法》第73条对地方立法进行的分类没有采用统一的标准，[7]而是同时采用了法律规范的完备程度标准和事务的性质标准，但两类标准下的分类均没有明确提及补充性立法。
例如，2018年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47条规定，未取得人工繁育许可证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罚款。耶林曾言，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当下，人们对地方补充性立法的功能和作用已有较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的背景下，信息的不对称和权力的不对称使得国家在规管现代社会当中变得非常重要。首先，我国《行政处罚法》态度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过程，有着充分的现实基础。[18]笔者认为，不必为我国《行政处罚法》扩大地方立法权限而过分忧虑。
如果立法者对所有毁坏森林的行为进行了通盘考虑，认为砍柴、放牧行为在全国具有普遍性，需要进行统一规制，其他违法行为则可以由地方自主决定是否需要进行规制，地方立法便可以补充规定其他违法行为。（二）地方立法补充规定情景条件 构成要件中的情景条件是指法律行为发生的环境，如法律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等。
[33][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二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页。[5]汤唯、毕可志：《地方立法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构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二是，法律、行政法规已经规定了违法行为，但没有规定相应法律后果，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了行政处罚。我国《行政处罚法》第12条的不足之处之一便在于它没有考虑国家立法的不同宗旨和目的。
未作出行政处罚规定的，地方可以进行补充性立法。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地方补充性立法的合法性边界问题。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一经出台，便对相应领域进行了先占，中央立法因此排斥地方立法的介入和补充。2019年《江苏省种子条例》在实施该法的过程中，也拒绝对此设定行政处罚，理由是《种子法》法律责任一章并未对违反该备案规定的行为设定罚则，地方性法规若设定行政处罚便是与上位法相抵触。
行为说的主张可以具体化为两项要义。在中央立法无法满足地方对特殊问题的规则需求时，应当允许地方进行补充立法。
首先，上述学说并不是从事物的本质出发，进而对事物存在的合法性作出科学判断，而是立基于不同的立场作出判断，颇有立场决定观点之嫌。[32]产生模糊地带的主要原因如下。
例如，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33条第1款规定：在用机动车不符合当时的在用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不得上路行驶。第一，理解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违法行为，违法行为是设定行政处罚的基础。
与上位法相比，河北省的地方性法规增加规定了大中型水库周边汇水区域二十度以上的陡坡地等违法行为发生的情景条件，湖南省的地方性法规增加规定了二十度以上的风化花岗岩、紫色砂页岩、红砂岩、泥质页岩坡地等违法行为发生的情景条件。[2]参见苗壮：《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处罚的抵触判断》，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28]事项说认为，应当以特定事项作为廓清行政处罚领域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关系的基准。[19]参见前注[1]，丁祖年、路国连文。
[20]在我国《行政处罚法》修改之前，国家立法机关对待地方补充性立法的态度实际上已经有所转变。[34]参见乔晓阳：《如何把握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关系》，载《法制日报》2017年9月12日，第9版。
注释: [1]参见丁祖年、路国连：《对进一步优化立法权限配置的思考》，载《法治研究》2015年第2期。第一，某一领域国家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行使行政处罚设定权，创制全新的规范，该类立法属于地方先行性立法。
（二）放权引发的忧虑 在我国，似乎每一次向地方放权的举动都会引发人们的担忧。我国《立法法》第73条将地方立法分为执行性立法、自主性立法和先行性立法，并没有提及补充性立法。
